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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周备受瞩目的超级高铁Hyperloop的中国之行中,心元资本(Cherubic Ventures)的创始人郑博仁也放下了手边的工作,跟着Hyperloop One团队会见一家又一家的媒体与风投机构,他们是Hyperloop One最早的投资方之一——在心元资本决定投资的时候,Hyperloop One甚至还没有注册公司。

“我很喜欢看那种很早期的项目!”郑博仁说,当他相中Hyperloop One时,这家公司的创始团队正在一间小仓库里筹备这个伟大计划。除了Hyperloop One,郑博仁也曾主导投资了跨境电商 Wish、物流软件 Flexport、设计师对接平台特赞和那只曾经红的发烫的小狐狸“阿狸”。

在一些文章中,郑博仁被称为“国际天使”——过去六年里心元资本在中国和美国总共投资了超过90家公司,郑博仁的身影也遍及两岸三地。

硅谷创造新模式,中国把它规模化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硅谷的新模式拷贝到中国是相当灵的一招,一些出现在中国的成功商业模式在诞生之初都能找到些许硅谷的影子。

“中国的市场要大得多,所以很适合一种模式的规模化。”郑博仁说,“创业者会从硅谷找到新的技术或者解决方案,在国内把产品变得更贴近本地用户,再去研究规模化的可能性。

不过在他看来,毕竟中国有着足够大的市场,造就了用户五花八门的需求,通过简单的拷贝换取成功已经越来越困难。另外,他觉得中国的市场环境也在慢慢成熟,如果说多年之前的中国用户还是没见过世面、抱着金砖的小孩子,那么他们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观念与需求,打动用户需要投入更多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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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擅长产品化,中国更重视运营

这种成熟的市场环境衍生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创业公司无时无刻不在想尽办法让用户使用自己的产品。

这一点跟硅谷差别很大,硅谷的创业者开发产品的动机往往是他们自己发现了这个问题,接着通过产品去解决。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有个很有意思的词叫‘风口’,好多中国创业者的想法是不管自己有没有这些问题,看见风口来了就上。”郑博仁说,“所以我们会发现硅谷的创业者会根据问题做一个产品出来,然后根据用户的反馈和数据不断改进产品,就是说硅谷更擅长产品化。”

但中国则不同,郑博仁觉得中国的创业公司更愿意借助运营让产品“火起来”,在打磨产品上显得并没有那么多耐心。另一方面,他认为硅谷的创业公司目光更加长远,他们的产品解决的可能是两三年、甚至十年后的问题——Hyperloop便是其中的代表。在硅谷,一旦发现某个idea能够解决一种根本问题,郑博仁久愿意去投资。

中国的市场环境就是这样,风口来了,一下有几百上千个公司和你竞争,你不火别人就火了,就没人理你了。”郑博仁说。他觉得这种激烈竞争让中国的创业公司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眼下的生存,但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让人担忧的问题,比如补贴战、同行业间的互相攻击与抹黑等等。在看一些项目时,除了运营能力,郑博仁同样看重公司在危机时的公关能力。

一些硅谷没有的文化与逻辑

在中国,很多VC看项目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BAT做个一样的东西你怎么办?所以中国的公司必须要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比别人做得好,很多成功的公司并不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玩家,但是他就比别人做得好。”郑博仁说,“硅谷的创业者不会对这个问题太担忧,在美国很少会有大公司看到新产品问世就照着做一个的情况,这个跟商业环境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

另外,郑博仁觉得硅谷公司更遵从商业逻辑本身。

“美国公司也会补贴,包括Uber也做过补贴活动。早先有一家叫HomeJoy的公司,一开始也补贴用户,但后来他们发现靠补贴没有办法把用户变成回头客,自己也会亏损,所以就暂停了补贴。”郑博仁说,“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公司的逻辑是我就亏钱亏到垄断市场,看谁烧的时间长,活到最后市场就是我的了。美国的公司会觉得这种模式不符合逻辑,比如很多年前的团购,他们会觉得这就是通过损害商家的利益来换取用户,这种模式不会太长远。”

实际上Uber的CEO卡兰尼克就曾多次表示自己对补贴战的不解与无奈,比如“中国优步主要依靠的就是uber 全球的输血”、“Uber的盈亏平衡取决于中国市场”、“滴滴在补贴上所花的钱是Uber的两倍”等等,不过他们似乎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郑博仁对硅谷的分享精神赞许有加,在硅谷,诸如Facebook和Airbnb这样的公司创始人,会时常抽出时间到行业人群中进行交流和分享。而在公司密集的办公楼里,人们也将午休时间的分享当作一种习惯。

在中国,行业领袖们的分享并不少,但这些带着大众属性的创业明星分享的往往只是些不痛不痒的鸡汤、广告或事公关术语,真正涉及产品与业务的内容并不多。当然,这与郑博仁提到的中国市场的竞争性可能不无关系,当面对一百个产品和模式完全相同的竞争者时,好像的确没什么值得分享的东西。

中国的Hyperloop不缺人才和技术,缺的是耐心

郑博仁觉得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并不适合过于专业的科技或技术公司的发展。

“我觉得原因还是在于竞争太激烈,像Hyperloop这样的公司,都有很长的研发周期,从产品开发到落地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竞争对手太多的情况下,很难去专心做产品。”郑博仁,“很多公司产品还没做好,就必须要快速地增加团队人数,快速地花广告费买用户,没有花太多时间在产品本质上。最后导致你钱花完了,但是产品还是有问题。

同样着急的可能还有资本,中国的投资机构间的竞争也要比美国激烈,大家都忙着抢项目,在无形中抬高了估值的同时,并没有给创业公司太多耐心。在过去几年间,我们见证了一个个敢于挑战行业龙头的科技产品在资本的催促下最终变成了笑柄——比如上个月发布的“国产游戏主机”。

“中国并不缺人才和技术,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公司比硅谷的公司技术还要强、还要勤劳,但市场留给他们的时间太少了。”郑博仁说。在过去几年间,他目睹了中国的创业公司追逐着一个又一个风口——从团购网站、手机游戏到O2O、AR/VR,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快速的融资、快速的招聘、做广告、打公关战争,很多公司的产品尚在襁褓之中就已经销声匿迹。

时至今日,硅谷仍然在保持高速增长,并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包括郑博仁在内,每一个造访硅谷的人都对那里的创新与分享精神赞不绝口。

今年3月,心元资本在上海成立了新的全球总部,并成立了新一期总规模8亿人民币的美元及人民币基金,显然,他们依旧看好这片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但另一方面,50年过去了,在印度班加罗尔、台湾新竹科技园和北京中关村之后,人们发现硅谷依旧无法复制——至少不是划一块地再砸几百万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