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又双叒叕要发展创科了。
10月1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布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类似内地的《五年规划》，但仅针对未来的1个年度），提出八大方面措施，协助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
在香港有线新闻的 Facebook 页面有人留言，“给你讲个笑话：香港搞科研” 。
特区政府成立以来一直大力推动“发展创科”，然而雷声大雨点小，政策不落地，香港在科技创新上正面临被内地超越的局面。
那么，特首换到第四位了，香港的“创科”还有戏吗？
1 | 政策历史
回归翌年（1998年），董建华政府发布名为“数码21新纪元” 的特区时代首个信息科技政策，并大举兴建数码港，想要成为高科技企业的“总部基地”。结果赶上世纪之交的.com泡沫，数码港落成后与其设计初衷相去甚远，大部分改为高级住宅区 。
后来，曾荫权说“香港经济要转型，必须发展人才与知识为本的高增值行业” 。而梁振英政府于2015年成立“创新及科技局”，意图将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资源整合起来。
但创科局成立后存在感稀薄，没怎么让香港科技初创公司体验到“简政放权”，也没有推动香港在智能交通、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前沿领域的及时立法。
在 2017《施政报告》中，提到将由特首亲自领导一个高层次、跨部门的“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这种“御驾亲征”被认为实际上将创科局“架空”了，宣告了此前政策的失败。
2 | 人都跑了
“香港搞科研”为啥是个笑话？具体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人都跑了。
很多在港培养出来的高科技人才转去深圳发展。大疆创新创始人、CEO汪滔就是典型例子。
汪滔生于杭州，2003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完本科及研究生课程。2006年本科毕业后，他利用在港科大获得的奖学金，在香港成立“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但后来，因为香港房租和工资支出太高，大疆搬去了深圳莲花北的一处民房。
大疆将公司总部及研发基地设在深圳，2015年成立香港研发中心，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员工，要等到今年年底在科学园的租约期满，就将香港研发部门迁回深圳 。
实际上，现在大疆香港研发中心的主力员工，也大多是在香港求学的内地生，本地员工数量缺乏并非一个好兆头。有香港人力资源业者坦承，众多内地生以人才身份来港，却只把香港身份当作回流内地或前往欧美的“跳板”。
汪滔曾讲过，“假如我没有去香港，便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留在内地或去了美国，也不会创立大疆创新。”但是除去这番深情的表白，香港终究还是留不住大疆。
3 | 年轻人的选择
香港拥有全球领先的高等教育系统，且政府及民间每年提供近100亿元的大学科研经费，学界顶尖专家云集，多过内地高校。然而，香港还是陷入了“有科学家，却缺少高科技人才”的怪圈。
如果说外地来港的毕竟只是过客，那立足本土的香港孩子哪去了？实际上，香港本土的“社会新鲜人”就业选择不多。如果进入创业公司甚至自己当老板，更需要面对亲友的不理解。
香港父母认为，孩子应该进入高收入、低风险的行业——医科、法律及金融——并尽力结婚买房。选择高风险的职业，会让年轻人全家甚至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
香港政府统计处《2015年香港创新活动统计》调查了7344家公司，其中1/3称缺乏合资格的科技人才，影响了新技术开发。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总体竞争力创新领域在137个经济体中高居第6，然而创新部分总排名第26；其中“科技人员和工程师供应充裕度”排行第23。
本次《施政报告》提出预留100亿港元，进一步完善创科生态系统，同时培养更多STEM专项人才，在中小学加强计算思维和编程教育。
只不过，如同内地教育以高考为指挥棒，香港的教育是以未来职业的“钱途”为指挥棒。要让香港孩子的爹妈和丈母娘放心，这些STEM教育措施才会根本上奏效。
4 | 创业花钱如流水
如此看来，香港虽不至于学对岸“大众创业”，至少要营造出对创业更友好的营商环境。然而香港科技初创公司的待遇，的确没有一河之隔的深圳那么优越。
TVB《新闻透视》最近特意跑去贵州做了一期节目，讲当地如何招商引资，吸引创业者和大数据项目落地。
其中提到，一家受访公司“他们过千呎（约100平方米）的办公室，每年租金只要2万元人民币，去年年底政府还提供10万元财政补贴给他们”。
在香港，因为房租和人工支出高企，创业公司面对“花钱如流水”的局面。特别是，政府顾及劳工的诉求，要落实喊了好几年的取消强积金对冲，将对属于资方的公司创始人带来更大的财务压力。
本次《施政报告》在提出两级企业利得税制的同时，也推出了科研研发退税，首200万合资格的科研投资可获300%退税，余额可获200%的退税。
在场地方面，推出“青年共享空间计划”，通过官、商、非政府机构联营，将重新装修的老工业大厦或写字楼腾出位置，为青年提供共享工作空间，从事创科、创意及文化艺术行业，租金最多是市价一半。
不过，预计明年上半年推出的第一批9个场所，合计只有8400平方米面积，估计只能服务1000人。这些人还不全都是搞科研的，可能会跟艺术、手工等行业的抢位子，实在“僧多粥少”。
“节流”不易，“开源”更难。据《香港01》报道引用的数据，香港本土的初创公司，平均获得的天使轮融资金额只有区区8万美元，而要获得A轮以后的融资更是艰难。
小公司没钱做很多的市场推广，难以打开销路。本次《施政报告》提出改变政府招标过程，正是针对中小企业“冷启动”的对策。
政府采购一般是价低者得，小公司难以和大企业竞争。今后，政府在采购安排中不单考虑价格因素，加入创新及科技相关要求。这也是林郑稍早去新加坡考察成果的一部分。
5 | 政策与执行
香港多项法律法规和时代的严重脱节，也造成了新技术成果在香港应用的迟缓。
例如，香港车多路堵，公路电子自动扣费早在1982年就开始研究，但时至今日仍停留在纸面上。再例如，香港原本在1997年已推出领先世界的“八达通”卡，但进入移动支付时代却逐渐落后，最后不得不靠支付宝和微信的进入来打破政策僵局。
《施政报告》除了通过专责小组形式，进一步整合政府资源，也有针对性地做了法规方面的布局。其中包括，重启公路电子收费研究，批准无人驾驶试验，更新停车位智能咪表，将路灯柱改造为物联网信息采集器，建立香港居民“数码个人身份”，开放政府信息，等等。
目前，香港财政预算当中用于科研的开支，约占 GDP 的 0.73%，在深圳这一数据是 4.05%。林郑月娥希望在未来5年任期内，把该比率倍增到1.5%，相当于支出450亿港元。但这样的比率对这个亚洲国际都会而言，也实在是太低了。
政策提出了，还必须落到实处才算数。如何落实政纲，正正考验林郑班子的管治能力。
梁振英时代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政府的远大抱负，不止一次地夭折于立法会的扯皮。
创新及科技局的设立 2012 年就提上议程，但在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因政改诉求，用尽办法拖延会期，“拉布”不止，该局直到 2015 年底才正式“上线”。
一切美好愿景，都依赖特区政府能重建良好的行政立法关系。《施政报告》画创科大饼只是表面，而林郑如何沟通协调与立法会，特别是泛民的关系，才是改革之本。
林郑说，“强化管治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当局必须扭转过往一段时间那种不必要的猜忌和对人不对事的风气，竭力改善行政立法关系。”
那么，只要她真的做到了，“香港搞科研”就可以不再只是一个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