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换到第四位了,香港发展“创科”还有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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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双叒叕要发展创科了。

10 月 11 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布了 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类似内地的《五年规划》,但仅针对未来的 1 个年度),提出八大方面措施,协助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

在香港有线新闻的 Facebook 页面 有人留言 ,“给你讲个笑话:香港搞科研” 。

特区政府成立以来一直大力推动“发展创科”,然而雷声大雨点小,政策不落地,香港在科技创新上正面临被内地超越的局面。

那么,特首换到第四位了,香港的“创科”还有戏吗?

1 | 政策历史

回归翌年(1998 年),董建华政府发布名为“ 数码 21 新纪元 ” 的特区时代首个信息科技政策,并大举兴建数码港,想要成为高科技企业的“总部基地”。结果赶上世纪之交的.com 泡沫,数码港落成后与其设计初衷相去甚远, 大部分改为高级住宅区  。

后来, 曾荫权说 “香港经济要转型,必须发展人才与知识为本的高增值行业” 。而梁振英政府于 2015 年成立“创新及科技局”,意图将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资源整合起来。

但创科局成立后存在感稀薄,没怎么让香港科技初创公司体验到“简政放权”,也没有推动香港在智能交通、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前沿领域的及时立法。

在 2017《施政报告》中,提到将由特首亲自领导一个高层次、跨部门的“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这种“御驾亲征” 被认为实际上将创科局“架空”了 ,宣告了此前政策的失败。

2 | 人都跑了

“香港搞科研”为啥是个笑话?具体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人都跑了。

很多在港培养出来的高科技人才转去深圳发展。大疆创新创始人、CEO 汪滔就是典型例子。

汪滔生于杭州,2003 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完本科及研究生课程。2006 年本科毕业后,他利用在港科大获得的奖学金,在香港成立“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但后来,因为香港房租和工资支出太高,大疆搬去了深圳莲花北的一处民房。

大疆将公司总部及研发基地设在深圳,2015 年成立香港研发中心,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员工,要等到今年年底在科学园的租约期满, 就将香港研发部门迁回深圳  。

实际上,现在大疆香港研发中心的主力员工,也大多是在香港求学的内地生,本地员工数量缺乏并非一个好兆头。 有香港人力资源业者坦承 ,众多内地生以人才身份来港,却只把香港身份当作回流内地或前往欧美的“跳板”。

汪滔曾讲过 ,“假如我没有去香港,便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留在内地或去了美国,也不会创立大疆创新。”但是除去这番深情的表白,香港终究还是留不住大疆。

3 | 年轻人的选择

香港拥有全球领先的高等教育系统,且政府及民间每年提供近 100 亿元的大学科研经费,学界顶尖专家云集,多过内地高校。然而,香港还是陷入了“有科学家,却缺少高科技人才”的怪圈。

如果说外地来港的毕竟只是过客,那立足本土的香港孩子哪去了?实际上,香港本土的“社会新鲜人”就业选择不多。如果进入创业公司甚至自己当老板,更需要面对亲友的不理解。

香港父母认为,孩子应该进入高收入、低风险的行业——医科、法律及金融——并尽力结婚买房。选择高风险的职业, 会让年轻人全家甚至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

香港政府统计处《2015 年香港创新活动统计》调查了 7344 家公司,其中 1/3 称缺乏合资格的科技人才,影响了新技术开发。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总体竞争力创新领域在 137 个经济体中高居第 6,然而创新部分总排名第 26;其中“科技人员和工程师供应充裕度”排行第 23。

本次《施政报告》提出预留 100 亿港元,进一步完善创科生态系统,同时培养更多 STEM 专项人才,在中小学加强计算思维和编程教育。

只不过,如同内地教育以高考为指挥棒,香港的教育是以未来职业的“钱途”为指挥棒。要让香港孩子的爹妈和丈母娘放心,这些 STEM 教育措施才会根本上奏效。

4 | 创业花钱如流水

如此看来,香港虽不至于学对岸“大众创业”,至少要营造出对创业更友好的营商环境。然而香港科技初创公司的待遇,的确没有一河之隔的深圳那么优越。

TVB《新闻透视》 最近特意跑去贵州做了一期节目,讲当地如何招商引资,吸引创业者和大数据项目落地。

其中提到,一家受访公司“他们过千呎(约 100 平方米)的办公室,每年租金只要 2 万元人民币,去年年底政府还提供 10 万元财政补贴给他们”。

在香港,因为房租和人工支出高企,创业公司面对“花钱如流水”的局面。特别是,政府顾及劳工的诉求,要落实喊了好几年的取消强积金对冲,将对属于资方的公司创始人带来更大的财务压力。

本次《施政报告》在提出两级企业利得税制的同时,也推出了科研研发退税,首 200 万合资格的科研投资可获 300%退税,余额可获 200%的退税。

在场地方面, 推出“青年共享空间计划”,通过官、商、非政府机构联营,将重新装修的老工业大厦或写字楼腾出位置,为青年提供共享工作空间,从事创科、创意及文化艺术行业,租金最多是市价一半。

不过,预计明年上半年推出的第一批 9 个场所,合计只有 8400 平方米面积,估计只能服务 1000 人。这些人还不全都是搞科研的,可能会跟艺术、手工等行业的抢位子,实在“僧多粥少”。

“节流”不易,“开源”更难。据《香港 01》报道 引用的数据,香港本土的初创公司,平均获得的天使轮融资金额只有区区 8 万美元,而要获得 A 轮以后的融资更是艰难。

小公司没钱做很多的市场推广,难以打开销路。本次《施政报告》提出改变政府招标过程,正是针对中小企业“冷启动”的对策。

政府采购一般是价低者得,小公司难以和大企业竞争。今后,政府在采购安排中不单考虑价格因素,加入创新及科技相关要求。这也是 林郑稍早去新加坡考察成果 的一部分。

5 | 政策与执行

香港多项法律法规和时代的严重脱节,也造成了新技术成果在香港应用的迟缓。

例如,香港车多路堵,公路电子自动扣费早在 1982 年就开始研究, 但时至今日仍停留在纸面上 。再例如,香港原本在 1997 年已推出领先世界的“八达通”卡, 但进入移动支付时代却逐渐落后 ,最后不得不靠支付宝和微信的进入来打破政策僵局。

《施政报告》除了通过专责小组形式,进一步整合政府资源,也有针对性地做了法规方面的布局。其中包括,重启公路电子收费研究,批准无人驾驶试验,更新停车位智能咪表,将路灯柱改造为物联网信息采集器,建立香港居民“数码个人身份”,开放政府信息,等等。

目前,香港财政预算当中用于科研的开支,约占 GDP 的 0.73%,在深圳这一数据是 4.05%。林郑月娥希望在未来 5 年任期内,把该比率倍增到 1.5%,相当于支出 450 亿港元。但这样的比率对这个亚洲国际都会而言,也实在是太低了。

政策提出了,还必须落到实处才算数。如何落实政纲,正正考验林郑班子的管治能力。

梁振英时代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政府的远大抱负,不止一次地夭折于立法会的扯皮。

创新及科技局的设立 2012 年就提上议程,但在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因政改诉求,用尽办法拖延会期,“拉布”不止,该局直到 2015 年底才正式“上线”。

一切美好愿景,都依赖特区政府能重建良好的行政立法关系。《施政报告》画创科大饼只是表面,而林郑如何沟通协调与立法会,特别是泛民的关系,才是改革之本。

林郑说 ,“强化管治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当局必须扭转过往一段时间那种不必要的猜忌和对人不对事的风气,竭力改善行政立法关系。”

那么,只要她真的做到了,“香港搞科研”就可以不再只是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