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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媒体数小时以前报道称,韩国法院17日签发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逮捕证,这是三星成立以来掌门人第一次被批准逮捕(批捕)。

1月18日,李在镕首次接受法院审讯,但法院于1月19日做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2月16日,李在镕再次接受法院审讯,这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给崔顺实之女买了一匹43亿韩元的马?

韩国就调查总统朴槿惠(已被国会弹劾而处于停职状态)亲信崔顺实干预国政的事件(“亲信门”)成立了独立检察组,检查组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查明朴槿惠本人、崔顺实及总统的其他亲友是否犯罪及具体犯罪事实,可能的调查方向包括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涉嫌对其行贿的人也一并被调查。

目前为止查出的事实已经足够触目惊心。受崔顺实指令成立的“K体育”和“Mir”基金会打着发展体育运动的幌子成为崔家小金库,三星、LG、乐天等韩国财阀均向其“捐款”,而这些钱最终大部分流入了崔家,其中就包括给崔顺实女儿郑宥拉购买马术用具等。

在所有这些财阀当中,三星老总第一个被拉出来受审,可能也不算冤枉他。检查组指控李在镕有5项罪名,包括向朴槿惠和崔顺实承诺行贿430亿韩元(人民币2.58亿元)(目前已到账250多亿韩元)(人民币1.5亿元),给郑宥拉买了一匹售价43亿韩元(人民币2580万元)的马等。

检查组第一次向法院申请逮捕李在镕时,并未获得法院批准。当时韩国民众深感失望,觉得司法系统和财阀沆瀣一气。这次法院认为与上次相比,检查组提供了新的指控事项和证据,因此批准逮捕就有必要了。

独立检查组的最主要任务,是在朴槿惠仍因总统身份受保护,不能被彻底调查的情况下,重点弄清楚其犯罪事实。由于李在镕一直主张三星给崔家送钱是由于朴槿惠施压,检查组希望逮捕李在镕能成为外围证据的突破口。

引爆国民对财阀抗议的导火索

据检查组指控,李在镕行贿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合并事宜能获得青瓦台的大力支持。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合并对李在镕继承三星集团经营权至关重要。

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对大公司的特殊优待并不能一视同仁的落在韩国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初创公司的头上,难免让人产生了“诸如公司兼并过程中的法规的掣肘,难道就是针对小公司的吗”的质疑。

类似的质疑发生在郑宥拉就读的梨花女子大学,作为全国名校为郑氏一人降低了录取标准,专门制定了新的可供“走后门”的体育特长生录取类别,让其他寒窗苦读考进梨大的优秀女生无比愤怒。正是学生们的怒火要求校方彻查到底,最终引爆了“亲信门”这颗悬于韩国政坛头顶的重磅炸弹。

长期以来,财阀都是韩国经济的支柱,在创造了“汉江奇迹”的同时也俨然成为“半国企”,也是韩国学生趋之若鹜的就业目的地。但行业垄断也一定程度扼杀了韩国创新的活力,导致一旦财阀经营不善,就会马上迎来国民铺天盖地的反对声。

去年,韩进海运的破产可以看作是韩国财阀经济不景气的一个例子,而三星本来应该稳定发展的支柱产业手机业务,也因为Galaxy Note 7的惨痛爆炸事故而化为泡影,给未来蒙上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营上的问题导致了对财阀存在“合法性”的质疑。

三星能否摆脱浓厚的家族烙印

中国很多家族企业或创始人个性强烈的企业,以往的经验都证明企业掌门人如果被抓,对企业可能会有决定性影响,例如国美在黄光裕被抓后陷入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停滞。对于三星来说,尽管它已经是“半个韩国”,但还是没能完全摆脱家族企业的烙印。

1987年三星电子创始人李秉喆去世,其子李健熙继任。李健熙在1988年三星集团成立50周年庆典上宣布公司开始“二次创业”,将领导三星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级的二十一世纪企业”。这被看作是三星今日成就的起点。

而家族继承人掌舵带来的发展事实,也强化了三星家族式的管理体系。从“秘书室”到“战略企划室”到“未来战略室”,体系几度解散又重组只因为领导的需要。三星的这个“室”替代了现代企业的董事会职能,为社长服务以规划公司的未来发展。

以会长接班人被抓为契机,三星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借此机会摆脱依赖社长和“室”决策的弊端,引入外部管理层进一步改善与活化公司治理,逐步成长为一个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

对于韩国民众来说,他们已经从去年10月开始组织了十几次数十万上百万人规模的烛光集会,他们的怒火只有通过彻查真相和严惩罪犯才能平息。但如何平衡这一怒火,使得作为韩国目前经济支柱的财阀不至于全都“休克”,获得较为平稳的过渡,也是考验民众智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