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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和叔齐可能是见诸史书的最著名的中国隐士之一,他们因为自己的信念上要反抗周天子,因此决定不食周粟,在首阳山上采薇为生。有老妇人路过说,你们吃的草木不也是周朝的草木吗?他们听了之后,觉得自己遭遇了一个极大的道德困境,因此绝食饿死在首阳山上。

在2017年的深圳,也出现了这么两位隐士,一对夫妻住在繁华街头的帐篷里,因为高学历又遭遇创业失败,自己信念上不肯回家见父老乡亲;同时又觉得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过于低端的,似乎不太想干。有路人问话,他们说把孩子寄托在图书馆等公共资源当中,这些资源呢又是用纳税人的钱来维护的,其中也许就包含他们哪怕困窘也不愿去做的工作。不过不同于伯夷叔齐,他们并没有羞愧的绝食也没有羞愧的回老家,目前事情的后续情况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他们的父母稍微看看电视,根据现在全国媒体火爆的报道,估计已经足够辨认出自己孩子的身份信息,从而两人想要瞒过江东父老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有一部分创业者会拥有一些比较奇特的价值观,或者由着执念,可能会做一些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事,寻求一些别人看来荒诞的精神寄托什么的。自然,他也可能是专门为了这些信念,才走上创业的道路。在各种成功励志故事当中,这种东西当然是有的。只不过既然能被写成故事,就说明这种案例不是普遍情况,本来就少之又少。创业成功的好运气反正不会降落到你的身上就是。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不想在失败时求助于父母其实并非特别奇特的价值观,如果敢作敢当,甚至还值得称赞。但都到了要进救助站的程度还不想求助,那可能说明父母是(比起爱人孩子而言)更让他们在意的那个角色,是一种羁绊或曰心结了。而想有机会东山再起,他们就不得不跨越这个心结,把自己的情况坦诚的告诉债主,亲朋和所有关系人士,大家共同以积极的态度协商解决问题。

也许他们自认为对创业维艰有清晰的认识,觉得从年薪多少多少到项目破产领着救济,这就已经算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了;殊不知,对于高学历的人群来说,无法在贫困的生活当中继续保持优雅的形态,甚至得放弃一向的价值取向,这才是要了亲命。

他们——如果跟我想象的类似的话——会把自己的路边野餐,比做“众不改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然而,天降大任除了要空乏其身,还要“行拂乱其所为”,意思就是说让你做的事情总不能顺心如意,总是看起来不像是它本应该像的样子,或者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甚至要忘掉自己的“初心”。

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创业都必须历经如此艰难以至于变态的折磨考验,而是说这种考验的分布是随机的,随家境,个人素质和个人境遇而异。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投资自己,进入创业场的时候,都不得不做好比最坏更坏的打算,准备面对不能承受之重;唯有这样,在没有遇到那么严重的问题,只是虚惊一场之时,你才有资格感到庆幸或后怕。

不混出个人样来就不回去;混好了,那就该衣锦还乡了,建设家乡不说,还得每年给乡亲们包现金红包,宿迁老男孩刘强东无疑是这方面的榜样。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必须在创业过程当中瞒着自己的家长,有更多的案例是家里人直接把自己能有的资源给了孩子,从而让孩子获得了更多试错的机会;更普遍的情况是孩子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实际的得到父母的指点,或者至少收获一定的信心支持,那么也可以避开已有的教训,去尝试更多从未想过的可能性,这样也许距离成功更近一步呢。

对于这对夫妻来说,他们宁可选择流浪的环境,让无知的孩子跟随两人任性选择的命运路线流离失所,也不回家,似乎是隐藏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觉得创业的过程比自己上班要爽很多,是他们不愿放弃的一种乐在其中的过程,甚至自由惯了都不愿意受到哪怕是很理想的打工生活的束缚。创业者所谓“永远在路上”已经脱离了要创业成功的根本目标,而异化为一种生活态度了。

也许创业需要淘汰的就是这种人。这就像最开始写伯夷和叔齐故事的孔子,还说他们是求仁得仁,赞赏一番;而在鲁迅的《故事新编》里,对他们却只有满满的嘲笑加上一点点的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