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4月下旬，上海4月初划江而治的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工作已基本结束，已进入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在此背景下，多多买菜、美团优选等以大型商业平台为主的社区团购因为疫情防控原因暂停了各个自提点的营业，而叮咚买菜、盒马生鲜等当天送达的生鲜电商平台也因运力不足而难以满足居民庞大的采购与配送需求。
在只储备了不到一周的食物的情况下，大多数社区居民封控时间已满20天。期间除了居委不时发放的食品、药品补给包之外，小区内部自发组织的团购活动已成为重要的生活物资来源。
早在本轮以上海为中心的疫情爆发之前，众多社区团购平台已经偃旗息鼓，激烈角逐中进入决赛圈的几家头部平台也纷纷精简了人员、缩减了规模，此时应运而生的非传统平台型社区团购是否会给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和玩法，并助力行业进一步分化迭代？
我的团长我的团
在这场保障社区生活的自救行动中，由小区居民、社区志愿者临时充当的团长是核心角色，他们负责对接货源与居民需求，控制团购数量与质量，保障以生鲜食品为主的生活物资的供应。
家住上海杨浦的老高是控江路上某小区的一位团长，最新一轮疫情开始前，老高经营着一家面积不小的麻辣烫餐厅，今年春节后刚完成装修。正常经营了不到2个月后，上海新一轮疫情便开始爆发，很快上海中风险区主要公共场所被关停。
3月28日，上海发布通知显示在对浦东、浦西分批进行为期4天的封控与核酸筛查后将在第5天解封。隔天，老高将餐厅停业，放员工回家准备隔离物资。
谈起做团长的初衷，他说，“因为预备的食品是四天，一看隔离的天数已超过政府预计的时间，再不抱团采购物资我和邻居们要饿肚子了，由于自己做餐饮的，身边有大量的原材料供应商，所以也就承担起了采购食品的责任。”
自浦西开始进入封控管理以来，凭借自身做餐饮的供应链优势，老高至今已为自己所在的小区居民提供了包含鸡蛋、大米、水果、肉类、鱼虾、葱姜蒜以及调味品等必需品，乃至甜品、饮料、快餐、面点、小龙虾等休闲、改善型食品的购买渠道。
“做团长后，每天睡得很少，”老高表示，每天一般的流程是前一天晚上和供应商报单，第二天早上收货，白天其他时间主要是在根据居民需要和产品名称和数量进行货品预定。
因为出身于餐饮业，老高对于帮小区居民采购食品也立下了几条规矩：一、安全卫生，进货前了解进货渠道，将供应商的营业执照和食品安全许可证发到群聊中供居民检查监督；二、确保价格低于市场价，做团购不是为了挣居民的钱；第三，不违纪违法，符合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条例。
“在物业领导的支持、临时楼长的配合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小区团购进行得比较顺畅，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老高透露，唯一的难处是封控期间运输费用过于高昂，在平时的基础运费之外，每次运输还需另加500~1000的小费。
C2C式社区团购的一体两面
此次上海的封控管理中，由平台组织货源的传统型社区电商平台万马齐喑，而为供应商提供自主经营渠道的新型社区电商平台快团团则走到台前成为主角。
操作简单，且在同一个社区对接多种不同货品供应商的需求下，能够统一付款与售后送货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在最新一轮疫情下的社区团购中，快团团受到了众多社区团长与供货商的青睐。
据了解，快团团上线于2020年3月，是拼多多推出的一款微信小程序，主打特殊时期物资采购工具，包含团购、报名、帮卖、直播、订单管理等免费功能。相对于微信群接龙的纯工具属性，快团团除了可以快速发布团购，还可以在线上收单、收款。
与统一经营的传统社区团购相比，快团团的模式类似于早期的淘宝，由团长自己开店或供应商自己发起团购，更偏重社交属性。前端有团长，后端接供应链，快团团俨然成为一个平台。有货源的供货商可以直接作为团长进行卖货，没有货源有客源的用户也可以通过帮卖赚取佣金。用户有充分的身份选择权，可在团员与团长间自由切换，上架货品也不会受到平台统一运营与采购规则的限制。
为帮助快团团实现快速扩张，拼多多延续一直以来的补贴传统，抛出十亿补贴，以“免手续费+流水佣金”的补贴政策方式开始了激烈的抢团长大战，并仿照零售管理中的超级店长模式设置了批量帮卖佣金、专属帮卖佣金、推荐佣金等多种佣金模式，佣金额度一般为帮卖商品总金额的2%及以下。
截至2020年底，快团团GMV已接近百亿。官方曾预计到2021年底，快团团GMV将达到600亿规模。
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上货、卖货都相对自由、缺乏监管，也极易导致货品质量的参差不齐、退款难乃至团购骗局的发生。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快团团的投诉信息多达5000多条，涉及问题主要包括不发货、不退款、团长跑路、资金无法提现等。
解封后能否持续？
上海疫情下，生鲜快消供应链受压，社区团购成为了人们的救命稻草。对于这种现象，全联并购工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勇指出，这一轮社区团购的爆火本身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原先正常的商业供应体系崩溃所导致的，这一轮疫情中的社区团购很大程度上接收了供应链短缺加剧所带来的反射利益。而接手并替代原先供应体系的居委会并非专业性的商业机构，其服务水平无法保证。
“社区团购本身并非什么高大上的商业模式，疫情下的社区团购也仅仅加深了下潜的深度，使民众能够在疫情封闭期间触达到社区的渠道而已。因此，当上海封城结束后，这种社区团购未必能维持目前的盛况。”
前文中的团长老高也表示，待政府机构、街道、居委会对小区的配送能力恢复后，自己也将功成身退。有着自己的餐厅和事业，解封后的老高也不会再有做团长的计划。
乡村振兴电商直播“新农人”培育计划组织者袁帅表示，短期看，社区团购在上海疫情的突发状态中替代了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和部分超市的作用。但从长期看，疫情终将“动态清零”，社会将回归常态，而制约社区团购商业模式的缺陷始终存在。
社区团购主要满足居民在价格足够便宜的前提下买到足够的质量合格的产品并较快送达的需求，“便宜”是其核心。但监管的“九不准”限制了社区团购的烧钱补贴、低价倾销，社区团购的融资门槛随之被提高、平台流量驱动力被减弱，为提升运营效率和经营结果就必须重启团长流量和品牌流量，促使社区团购产品运营品牌商时代二次到来。
在最新的这一轮社区团购里，团长多数是社区小店店主、宝妈等自由职业者，团长的优势一方面在于半熟人社交，降低获客成本；另一方面是以需定供，减少库存积压。因此，找到优质、靠谱、稳定且可控的的供应链是团长在组织社区团购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点。团购的集单模式决定了不需要配置大量的终端配送资源，但自主可控的物流系统仍然是必需品。这一轮社区团购中，团长更加积极拥抱商家、自觉主动地去维系社群，悄然改变着用户的消费习惯。而在疫情的危机中，社区团购也更加重视自身产业的可控性与社群消费的可适应性。
产业的进化是不断地自我更新，社区团购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要与“到店”、“到家”零售融合。无论平台采用什么样的配送方式，要想提高供应链管理和平台物流运营的效率，专业的社区团购系统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快团团这类平台依旧有市场空间。
袁帅指出，社区团购未来怎么走，其实跟它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有很大的关系，通过流量玩法垄断再赚钱的资本游戏注定走不长远，能否抓住此次“意外走红”的契机和社区团购消费习惯养成的节点，延续和留存用户习惯，设计出可以长续的服务，才是社区团购企业应该当下要考虑和深化琢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