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外界称为“大疆教父”，并不仅仅只是因为他的学生创立了这家无人机巨头。作为深圳科创学院发起人、院长，XbotPark机器人基地创始人，香港科技大学林高演讲座教授，李泽湘以“教育、人才、科技”一体化的独特路径，在数十载里实践着他对“新工科”教育体系的构想。他主张将工科教育从课堂搬进产业第一线，让年轻人不只是懂技术，更能做产品、创公司、成榜样。
近期，在BEYOND Expo 2025 BGlobal峰会现场，李泽湘通过主题演讲分享，系统讲述了他在新工科教育、青年人才孵化、产学研融合等方面的长期实践。从实验室到市场，从学生到创业者，他用自身亲历的真实案例，展示了中国硬科技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走向全球的创新之路。
在美国读完研最多做到大公司中层，在大湾区可以走得更高
作为现如今成为六十多个行业——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的核心技术提供商的固高科技的奠基人，李泽湘回忆了固高的创立过程。从最初参与深圳“深港产学研合作”的倡议开始，到带领团队聚焦装备制造技术，固高逐步确立了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地位。他肯定了教授创业的路径是“可以走得通的”，但也不断思考，“这不是一个最理想的模式”，因为始终面临着教学与科研难以兼顾的困境。
他以港科大为例指出，传统工科教育体系以为大公司输送人才为导向，“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研究生教育，为大公司输出人才，并不是为创业培养人才的。”当年港科大引入的是美国主流高校（比如MIT）在二战后梳理出的完整体系，“从数学基础课程一点一点学起，最后有个毕业设计去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随后，他开始探索从学生创业入手，组织学生参加机器人比赛，“很多老师都不愿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来挑头，组织一些学生来参加。”比赛训练覆盖了从产品设计、制作、迭代，到跨学科团队协作，再到利用深圳供应链快速打样的全过程，学生们在实践中“真正学到了真功夫、硬本色”。
他提到，包括大疆在内的一些公司的创始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起步。“原来的模式用学校的校方工厂迭代，周期太长、效率太低。到深圳，白天过来，晚上就把他的东西带回去了，一个晚上就完成了迭代。”
但李泽湘也坦言，早前，或者说在大疆之前，留才也曾是个问题。“以前我自己的实验室的学生，内地读完本科、研究生，一毕业就跑到美国去了···去藤校，去华尔街，去纽约工作，留都留不住。”直到大疆崛起，“榜样的力量出来了”，他感慨，“后面十个学生九个走上了创业这条路，创办了五十多家公司。”
他认为，这种路径值得重新思考，“你在美国读完研到大公司，最多就做个工程师，做个中层管理。你在大湾区利用大湾区的资源，可以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用没经验的年轻人做事，做市场上没有的
2014年，李泽湘与东莞政府合作，在松山湖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机器人创业基地。“它的特点是（用）没有一天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来做事情。”
不过，现实层面上，“在松山湖，找打工仔容易，找创业者难。”为解决人才来源问题，他与广工大共建了粤港机器人学院，“我们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忽悠’这些想要创业的学生来。”团队从探索到天使，逐步建立体系，“最后我们总结起来：还不错，60多个小团队——两三个人一个小团队，最后存活下来了80%，有15%成为独角兽或者类似规模企业···前面几家规模就过了百亿美金。”
李泽湘强调，这些年轻人创业的前提，是他们选择做“市场上没有的”，而不是“市场上已有的”。比如云鲸，“来的时候就一个人，发现扫地机只能扫不能拖，体验不好，就像苹果重新定义手机一样，他们做出了扫拖一体的机器人，现在是全球细分赛道的领军企业。”而正浩、卧安、松林、逸动···这些也都成为了各自领域的全球代表性企业。
他指出，松山湖孵化体系不仅帮助产品迭代，也培育出一整套制造与供应链生态。“这些企业它的产品制造也需要创新。智能制造这块有固高、有理群、有海柔，整个体系互相帮助、互相成长。”
中国普通高校，核心指标领先MIT十倍
松山湖机器人创业基地的实践，引发了国内许多地方的关注。李泽湘说：“这个模式，很多地方政府看完了都很喜欢，也就问松山湖模式能不能在其他的城市复制、落地？”于是，他们先后在宁波、常州、重庆、香港、深圳等地陆续展开合作和探索。
李泽湘总结到，之所以松山湖模式能够受到如此欢迎，是因为它解决了两个难点。
传统上，产业创新会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市场这样的线性模式，而教育体系也都是跟这个模式，理学院——工学院——技术研发中心或者基础研究中心，再通过创业去落地。“但是中间在交接的时候，很多东西就错位了，所以最后的转化效率非常的低。所以，我们新的模式···就是从市场的需求出发，去发现用户的痛点，然后根据这些去定义产品，了解供应链，然后用一个一个的项目去整合学习或者研发的过程，甚至包括人文专业的东西。”
他举例介绍，大学一年级学生通过二次选拔进入到这个学院，他/她就会参加CES或者是BEYOND Expo这样的展会，了解市场，了解这个行业的这个需求，然后到初创公司实习、参加训练营，“他们的毕业设计就是我们讲的探索项目。所以他一毕业就创业，不需要再读研究生、再到大公司干个五年、八年——（这）已经过了创业的高峰时期。”再加上“兄弟公司”共享工厂的供应链、资本、政府政策、以及这些已经成为全球细分赛道领军企业的探索经验与资源的反馈，这就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创新体系。
李泽湘指出，现在，大湾区是最具备这种体系落地条件的地方。“我们建立了一个共享工厂，就是为初创公司打造的‘台积电’或者‘富士康’。”从打样、小批量生产，到把订单分拆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企业，实现概念验证到量产的全过程服务。“这个体系解决了供应链的问题，也解决了人才来源的问题。”
而把目光放到中国之外，李泽湘用“创业浓度”这一概念强调了这种创新体系的表现。“有个核心指标叫创业浓度，就是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创业、拿到社会资本的投资，除以毕业生的总数···”他表示，MIT的创业浓度为0.75%，斯坦福是0.5%，以色列高校约0.3%，而采用了新体系的常州大学达到10%，与之合作的重庆大学则进一步提升至20%。
“所以这就是中国科创教育的一个优势。一个二本学校，在这个核心指标上是MIT的十倍。这是一个巨大的颠覆性突破。”
从松山湖“走”出去的“最靓的仔”：面向全球，来自幼儿园
据介绍，截至2023年，该体系已孵化出40家企业，2024年销售额预计突破180亿元，累计销售超500亿元，企业总估值超过700亿元，累计融资127亿元，年缴税额超过20亿元，“是当年东莞政府给我们支持的十倍。”
此外，从中走出的产品也继续在国际市场和国际平台上显现了相应的实力。在Kickstarter、Indiegogo等国际众筹平台上，该体系已有29个项目上线，总众筹金额超5000万美元，平均每个项目180万美元。“Kickstarter每年7000多个项目，过100万美元的也就50多个，我们就占了一半···我们看到中国硬科技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快速崛起···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他也进一步分享称，2024年年初，他带领体系内40多家初创企业集体参展拉斯维加斯的CES展会，与来自韩国、日本、美国、以色列、法国、瑞士等国的代表性团队同场展示。“最后我们是那个展厅里面最靓的仔···他们所有的展品都被卖光了。很多媒体跟我讲说，他们从来没看到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创新的产品出来···来牟的割草机众筹过了600万美金，展示出来一个晚上就增加了100万美金的销售。所以，这就是中国创新的一个新力量。”
展望未来，他总结到，如今，“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可以与现有科创体系互补的机制——传统工科教育与新工科教育的结合。通过训练营选拔，这些年轻人一步一步走上了创业的路径。”李泽湘表示，正是通过这些创业孵化的过程，他们逐渐了解了创业者的特点、能力、思维方式，也能将这些数据反推回来，重新思考教育该怎么去重构，不只是本硕阶段，甚至包括中小学教育。
“我们也有中小学训练营，深圳科创学院现在非常非常热，大家有小孩的可以鼓励去报名。我们在松山湖还设立了一个科创幼儿园，面向3到6岁的孩子。用这套项目制新工科的教育理念，实际上他们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