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点硅谷行】硅谷东望,一个野蛮生长的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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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朝鲜 之后,动点科技一行五人的团队在北美太平洋标准时间 9 月 17 日抵达了旧金山,开始了新一期的旅途。“硅谷”,作为一个长久以来存在于初中当代史课本中的必背考点,一个中关村朝九晚十程序员少年时代心中的乌托邦之城,美帝上一个掌握核心科技的“人类灯塔”——这一小片坐落在群山之间的部落在我们的面前袒露出了他布满皱纹和肌肉的后背。

这段时间,我们见到了《中国合伙人》中宣称拿到了美国 visa 后永不回国的真人版 徐小平 ,《长尾理论》的作者、扔掉笔杆玩无人机后被大疆虐得有点惨的 3DR 创始人 Chris Anderson,在苹果工作了 8 年后功成身退的华人、再次入坑的创业者 David Lee,全世界华人都离不开的社交软件 WeChat 的命名者、离开腾讯在美国做共享单车的中国人 Brad,以及一大票说了你也不知道是谁的创业者,尽管他们正致力于改变你的生活。

有趣的是,2017 年的硅谷已经不再是你在初中历史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也不是你在少年时代刚刚接触代码时幻想的那样。我们在努力跳出原有的刻板印象打量这个地方,就像硅谷人正在悄悄装上微信来试图了解中国一样。

“现在还是会有美国人跟我说,中国人只不过是在做整条价值链上油水最低的工作,或者说中国的公司只不过是跟在后面,悄悄 copy 美国的技术和模式罢了。”Chris Anderson 说,“但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

Chris Anderson 的著作《长尾理论》至今还是很多社会科学专业的中国大学生必须了解的一个知识点,然而却鲜有大学讲师告诉过他的学生,这位作者抛下了《连线》杂志主编这么好的工作,跑去开了一家无人机公司,前一段时间还因为中国科技公司大疆的猛烈攻势而差点倒闭。

如果说大疆是中国目前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创业公司,那么 Anderson 很有可能就是硅谷在中国问题上态度最谨慎的美国人——他是真的吃过苦头的。

Chris Anderson

Chris Anderson

这位曾说出“如果大疆是无人机界的苹果,我们就是无人机界的安卓”这样豪言壮语的创始人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看到了中国新一代创业公司的优势——这些年轻的黄种人掌握极强的生产制造产业链,极低的人力成本和硬件成本,一支国际化水平非常高的团队以及一群极富天赋,能保证不断推陈出新的工程师。

Anderson 讲述自己从单纯喜欢无人机,到让自己的孩子帮忙组建乐高零件,到在网上雇人打打下手,到最后 3DR 的团队缓慢而顺理成章地诞生——这是一个“很硅谷”、“很美国”的故事。

但中国的创业故事相对而言就辛酸得多。这次的硅谷之行我们遇见了 GGV 合伙人童士豪 ,在一场与会者大多听得懂中文的论坛中,他说:“美国人不会愿意早上四五点爬起来工作,然后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但这对于大多数中国创业公司来说只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童士豪笑言,Facebook 的高管要在周末召集大家开场会,被 HR 叫停,称员工周末一定要休息,“在国内,老板一句话大家周末纷纷跑来加班,这种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童士豪很直白地说,中国的创业公司普遍比美国发展速度快得多,而且“只要方向对,竞争会很可怕,中间过程会很痛苦,但只要能赢得天下,这个市场就会巨大无比。”童士豪最后说,“未来十年中国独角兽的数量会远多于美国。”

当然,独角兽的养成除了创业者不眠不休的努力,还需要资本市场“蒙眼狂奔”的推动力。近年来国内一级市场上资本的涌动已经达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几亿几亿烧钱打补贴的时代催生出了不少从 0 到 10000 的巨头,也让不少红彤彤的人民币成为了夕阳下的泡沫。

截至 2016 年,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国内股权投资机构超过 1 万家,市场活跃度增加的同时,机构间竞争加剧。其中,1 万家股权投资机构管理资本量总计超 7 万亿元,按照规模来算,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股权投资市场。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徐小平刚刚离开新东方时的中国了,徐小平也渐渐地成为了后来者口中的“徐老师”。徐老师带动了一批青年人投入创业大军和一级市场,但目前看来,要不被这股潮流冲到沙滩上,真格基金也到了谋求新出路的时候。

徐小平在今年美国的 TechCrunch Disrupt 大会上说道,目前中国的创投市场已经完全有别于当年。在 21 世纪初,出色的创业者还局限于那一批从硅谷留洋归来的名校生。真格给这一少部分的先行者一笔“试错金”,让他们在当年还非常温和的市场中复制他们从美国公司那儿学来的技术和模式——但那样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投资人市场已经转化为创业者市场,我们需要追在好的创业者后面,想办法把钱塞给他。”徐小平说,而且中国的好项目变得越来越贵,相比之下美国项目的“性价比”就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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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格已经在美国设立了三个办公室,投资了 50 多个项目,其中一大半是“纯老外团队”的公司。Facebook 早期员工、线性资本合伙人王淮曾表示不看好中国基金的出海计划,因为“中国人接触不到硅谷最好的项目”,但徐小平表示不信邪。“我们投资的都是美国最出色的项目。”徐小平说,但真格目前的办法是先和美国当地知名的投资机构合作跟投。这种套路虽然显露出了早期试水的谨慎特征,但真格基金出海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徐小平在形容国内创投市场的情势时用了 fierce(凶猛、激烈)一词。在旅美期间,随着记者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美国创业项目,与徐小平的同感就越来越深厚。

以美国共享单车项目 limebike 为例,相比国内地铁口被共享单车围得严严实实的现状,在旧金山的路边几乎见不到一辆共享单车。虽然说仅仅以车辆数目来衡量市场情况有失偏颇,但 limebike 创始人也在与记者的对话过程中表达了同感。

limebike 的创始人 Brad 曾是腾讯在海外的早期员工,更是社交软件微信的英文名称(WeChat)命名人。离开腾讯后的 Brad 在担任昆仲资本管理合伙人期间曾试图在海外寻找一个类似 mobikeofo 的共享单车项目,但发现这个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

“当时我们想,既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项目,不如我们自己来做。”Brad 并不避讳地表示,limebike 的灵感来源于国内的共享单车项目,是一个 Copy from China 的典范。

但目前看来,不论是美国的用户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似乎都不允许他们按照中国的那一套打法来玩。 小蓝单车 试水旧金山后迎头撞上强劲反作用力的尴尬表现,就是用中国战术打美国市场的下场。

“在中国,几个共享单车公司打仗,似乎谁占领了最多的街道谁就掌握了克敌制胜的法宝。”Brad 说,但美国的社会和用户对很多事情会更在意,事实是他们根本从一开始就不能像 mobike 和 ofo 一样,先把车铺满,让用户用起来,然后再和政府去协商管理。

“中国政府对一个新兴事物的态度,是典型的‘先放后收’,感觉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了,再纳入监管范围。”Brad 说,但在美国,很多社区居民都手握公共事务投票权,他们会担心单车的投放会否造成交通管制的不便、会否加重贫富差距引起的不公、甚至会否引起破坏公物等行为的增加等等。“他们会投票决定是否允许共享单车进入,是典型的‘先收后放’。”

Brad 的团队正在非常谨慎而缓慢地引导美国人民接受这一新兴的事物,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投放车辆。这些努力目前已经初见成效,根据 Brad 提供的数据,limebike 目前已经在美国的 9 个城市投放了几千辆车,虽然相比国内同类公司的发展速度,这个进展已经很慢很慢了。

不止小蓝,mobike 和 ofo 等都在今年相继公布了出海计划。美国的市场会否被这些中国公司吃掉?Brad 表示一点儿也不担心。简单来讲,就是中国公司依靠资本的力量打闪电战的那一套战术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出海的战略没错,但选择美国市场是一个错。缺少对美国的用户和城市的理解,纵使来了也会撞上墙。”Brad 说,腾讯的国际化进程已经算做得很不错了,但依然没办法动员美国人在自己的手机上装上微信,除了那一小部分实在需要跟中国人保持联系的。“所以现在中国的创业公司想做美国市场,就要想一想,你是否能做得过当年的腾讯。”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耳熟。徐小平在 TechCrunch 大会后台被动点科技的记者拦下来后也说了一些类似的话。

“美国的公司为什么难以打动中国的用户?说实话我不是很知道。但我知道,美国公司想去中国,就一定得像中国人那样去思考、做事。”徐小平说,“但是目前,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绝对比不上中国人对美国的理解。”

“现在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学英文,了解欧美,大学考不过英语四级毕不了业。”徐小平说,但美国人很明显在教育中并没有这一套——或者说,他们缺少了对大洋东岸那个国家的警惕和好奇。

未来美国是不是也会出现一家教中文的新东方?徐小平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让最后的这句话难辨真假:“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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